十八道基础问答了解将“碳中和”理念纳入投资框架

　　我国“碳中和”政策顶层设计确立，将成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2020年12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的致辞中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习近平表示，“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多贡献。”根据总体规划，未来我国要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要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在这一目标下，各部位、行业和公司密集发声，预计“碳中和”将成为未来经济转型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碳中和”政策对未来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深远。从规模上看，根据估算，未来3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海外机构估计，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按照6.5汇率计算约为104万亿元)。另外，按照5%的GDP年化增幅估计，未来我国在“碳中和”方面的基建投资约14万亿元。从研究范式上，碳中和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传统的总量和多资产分析框架。

　　“碳中和”对资产预期回报水平和结构性影响尚未被充分计入资产价格。从长期资产回报预期水平看，由于“碳中和”目标是涵盖经济的综合社会目标，可能将对整体权益市场回报率产生阶段性的负面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碳中和”将在多资产比价和股票、债券、商品等市场内部产生结构性影响。从当前研究看，这种影响的幅度在年回报-3至3个百分点不等。

　　针对这一重要趋势，我们站在投资配置的角度，提出了与“碳中和”相关的18个基础问题，作为将“碳中和”理念纳入投资和大类资产配置框架体系的第一步。

　　01 “碳中和”相关背景

　　1.1. 经济领域

　　“碳中和”顶层设计框架基本确立，将成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2020年12月12日，为纪念《巴黎协定》签署5周年，联合国、英国和法国等共同举办了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的致辞中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习近平表示，“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多贡献。”根据总体规划，未来我国要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要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这一目标下，各部委、行业和公司群策群力，预计“碳中和”将成为未来经济转型、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顶层设计规划下，各部委密集发声，推进落实举措。生态环保部确认形成了《纳入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负责人表示将不断提高电网和各类电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推动实现电力系统源网荷储的高效融合互动，全面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开发利用需求。水泥行业将深化研究行业碳排放现状与问题，明确碳达峰路线图。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高密集型行业，要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发布《推进建筑材料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书》，并指出要加强低碳技术研发，推进建筑材料行业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指出，到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水平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升。

　　1.2. 金融领域

　　全球“碳中和”政策对未来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影响深远。根据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以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的估计，未来3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甚至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海外研究方面，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按照6.5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约为104万亿元)。根据贝莱德的估计，我国未来20年的“碳中和”相关的基建投资将对GDP产生累计8%左右的影响。按照5%的GDP年化增幅估计，未来我国“碳中和”相关基建投资约14万亿元。

　　从长期资产回报预期水平看，由于“碳中和”目标是涵盖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可能将对整体权益市场回报率产生阶段性的抑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碳中和”概念被全球市场的认同和基石投资机构采用，未来资本资产的定价方式、驱动范式可能将发生转换，未来多资产的比价逻辑，股票、债券、商品等市场内部结构都非常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研究显示，“碳中和”可能会对不同行业的股票产生-3至3个百分点的年回报影响。

　　02 “碳中和”投资入门基础18问

　　Q1：“碳达峰”、“碳中和”的定义是什么?

　　A1：“碳达峰”即碳排放达峰(peak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描述的是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指某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人为活动直接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与其通过植树造林(碳汇，carbon sink)和人工操作(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所增加的吸收二氧化碳总量相互抵消，从而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Q2：为什么要进行“碳中和”?

　　A2：简单来讲，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将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全球气温升高将对生态环境、生产率和GDP带来负面影响，降低人类的总福利水平。其中，第一个过程的影响属于自然环境范畴，第二个过程的影响大致属于经济社会范畴。根据科学研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对我们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将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我们需要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新增碳排放(即实现“碳中和”)，为子孙后代保留舒适的生存环境。

　　(1)过程一：温度上升

　　科学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与全球气温上升存在较为确定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根据英国气象局监测数据，过去三十年的全球气温较1960-1990年代平均上升了0.7摄氏度，较19世纪上升了1.1摄氏度。并且，全球温度上升是不均匀的：

　　(a)海洋的温度上升较不显著，目前较基准平均上升了0.59摄氏度，而陆地受到的影响较大，平均上升了1.32摄氏度;(b)维度越高的地区温度平均上升的越多。南北极的气温上升可以达到3-5摄氏度。另一方面，长尺度研究发现气温与滞后的二氧化碳浓度有较强相关性。当前，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已经显著高于80万年以来多个历史周期的顶点，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将进入地球升温的未知领域。

　　当前，研究对于碳浓度和气温的关系还未达成共识，并且对气温对碳浓度的反映时间也估计不一。根据气候学预测模型，这种反应在10年内就会完全体现，但是根据经济影响预测模型，碳浓度上升对温度的影响将是缓慢的，升温过程可能会持续100年的时间。

　　(2)过程二：经济社会影响

　　根据跨学科研究，气候对人类社会结构有显著影响，极端天气、冰川融化等将不可避免的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同时，全球升温也对经济生产力有非线性的负面影响(如Burke et al(2015)等研究)。在当前的气温水平下，大多数研究认为假如气温进一步升高，全球整体经济生产力将有所下降。例如，法国央行研究显示，全球气温升高将使得2060年的全球GDP相对降低2.5%，2100年的全球GDP相对降低12%;贝莱德研究甚至认为，全球升温将导致中国的GDP到2040年降低35%，即每年降低2.3%。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基本认同气温对GDP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影响幅度和地域结构影响差异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Q3：“碳中和”对经济的影响量级大致在什么范围?

　　A3：“碳中和”相关政策对当前的经济影响可能有限，但是长期影响较深远。考虑到投资者一般会提前将变动预期纳入资产价格，我们认为在未来某个时点，随着不确定性降低等催化剂事件的出现，碳中和投资和资产配置逻辑将加速被市场认同，多资产之间的价格关系可能会面临重塑。

　　碳排放综合影响方面，假如保持现有气候政策，根据估计未来全球GDP将平均每年受到0.2-2%的影响。

　　碳税角度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前只有14%的碳排放被征收了碳税，且规模绝大部分在40美元/吨以下。最近10年全球签署碳交易倡议的覆盖面从20%上升至61%。乐观情形下，假如估计未来20年的平均碳税税率达到20美元，那么将至少产生7000亿美元的碳税。按照比例，我国可征收1.3万亿元的碳税，占我国2020年总体减税规模的50%左右。

　　另外，国家给予的新能源补贴和其他方面的产业政策也将产生万亿级别的影响力。在实现“碳中和”的后半期，碳捕获、碳吸收方面贡献将对企业盈利和投资逻辑产生更多的影响。

　　综合来看，专家估计的碳中和对我国经济整体影响在百万亿级别，每年的影响可达数万亿，对于经济将产生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影响，也将显著影响战略资产配置的基准比例。

　　Q4：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碳排放规模变化情况?

　　A4：总量增速较快。根据行业组织Global Carbon Project (全球碳计划)的统计，我国的碳排放规模在建国以来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长，从1949年的0.59亿吨，增长到1965年的4.75亿吨，2000年的33.49亿吨和2019年的101.75亿吨，建国70年碳排放量增长了172倍，长期年化增速7.6%;最近20年增长了3.1倍，年化增速3.9%。从人均碳排放量看，我国在2000年以前稳步增长，从1965年 0.66吨/年增长到2000年的2.60吨/年。2000年至2012年我国全球化程度提高导致碳排放增速有所加快，截至2019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为7.10吨/年。相比而言，美国的碳达峰已经基本实现，2019年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为16.06吨/年。

　　不同机构的数据统计趋向一致。由于我国碳排放的统计口径和方式不同，我们比较了全球碳计划、BP和生态环境部等数据进行对照。可以看到，全球碳计划、BP、《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案》的披露数据差异较小，虽然在2010-2013年有所不同，但近期的统计差异保持稳定;我国生态环境部披露和根据碳排放强度倒推的碳排放量与其他两个数据源的差异是逐渐缩小的。

　　另外，由于全球产业分工原因，以生产口径统计的碳排放量对于净出口国家存在高估。假如以实际消费作为统计口径的话，我国的碳排放量比生产口径的统计量少10-15个百分点。

　　Q5：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相对碳排放量有什么特点?

　　A5：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的碳排放有三个特点：

　　(1)作为世界工厂带来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碳排放增长。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基本实现“碳达峰”或者进入“碳中和”，我国距离“碳达峰”仍有一段距离。与人均GDP类似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埃及、印尼、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巴西)相比，我国人均碳排放绝对值处于中上游水平，低于南非和俄罗斯;新兴国家整体的碳排放量仍处于上升期，中国在过去20年相对增速较快，超越了墨西哥和土耳其。

　　(3)我国人均碳排放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处于不同阶段，我国与印度都处于人均碳排放上升阶段，日本处于“碳达峰”阶段，欧盟和美国处于人均碳排放下降阶段。绝对水平方面，我国人均碳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欧盟类似，但不到美国的一半。

　　Q6: 如何理解我国“碳中和”的具体目标和减排方案?

　　A6：我国的碳排放顶层设计方案为2030年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该方案相比于欧洲和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2050年碳中和目标仅落后10年。考虑到我国的全球产业分工的角色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欧洲和美国在碳达峰平均维持20-30年的过程，我国的“碳中和”计划为维护全球公共资源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承担了负责任大国应尽的责任。

　　“碳中和”的抓手是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即碳排放量/GDP。根据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的重要讲话，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假设：(1)碳排放强度。国家能源白皮书显示，2019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8.1%。按照要求，在保守的线性插值推算下，我国未来11年每年的碳排放强度需下降1.54个百分点。我们假设2040年前仍按照该速度下降碳排放强度，2040年-2050年降速为1.2个百分点，2050-2060年为0.8个百分点。(2)GDP方面，按照2035年GDP翻番估算，未来15年我国GDP年增速在5%左右。我们假设GDP继续按照4%增速至2045年，并最终稳定在3%。

　　在该假设情形下，我国碳达峰目标在2035年前后实现，届时的碳排放量在113亿吨(按生产口径)。2045年之后，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碳中和的实现将主要通过能源替代和技术进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我国未来的人均碳排放极值预计将不超过当前日本的水平，显著低于美国。

　　Q7：“碳中和”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方法有哪些?

　　A7：当前“碳中和”举措对经济的评估主要在欧洲和美国应用，我国也出现了如CEADs等较为专业的统计评估机构。我们总结了五大类量化估计方法。不同的方法各有优劣，但在简洁度、可追踪性、归因能力、鲁棒性等方面仍有待改空间。

　　Q8：近期的碳中和相关政策文件有哪些?

　　A8：我们按照全国宏观政策文件与会议精神、行业政策和公司举措三个维度进行了梳理或者举例。从省份和行业层面看，各地正在层层加码，“碳达峰”进度有望提前。例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已明确提出“碳达峰”的时间点。其中，上海提出2025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广东与江苏要求“推动碳排放率先达峰”。从行业看，电力、水泥、汽车等行业对碳中和方面都有较多动作。

　　Q9：“碳中和”对经济影响范围和规模有多大?

　　A9：根据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估算，未来3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为“绿色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与以往落实节能减排政策一样，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也会层层分解，各省市、各部委、各行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碳中和”的政策目标约束。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估计，完成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需要大规模投资的支撑。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至138万亿元，意味着每年在“碳中和”方面投资约占当前GDP的1.5%至2.5%以上。

　　海外研究方面，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按照6.5汇率计算约为104万亿元)。根据贝莱德的估计，我国未来20年的“碳中和”相关的基建投资将对GDP产生累计8%左右的影响。按照5%的GDP年化增幅估计，未来我国在“碳中和”方面的基建投资约14万亿元。

　　Q10：我国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占比分布情况?

　　A10：中国的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2019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57.5%，石油消费占比18.9%，天然气消费占比8.1%，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占比接近85%。煤炭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72.4亿吨，占化石能源碳排放总量超过70%;其次为石油、水泥和天然气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分别为15.2亿吨、8.3亿吨和5.9亿吨，占比分别为15 %、8%和6%。

　　从部门看，根据冶金工业规划院测算，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整体制造业碳排放量的18%左右，占全部碳排放量的15%左右。水泥、石化、电解铝的排放量也较高。

　　Q11：除了增加现有能源的使用效率，是否还会出现能源替代?

　　A11：受限于能源属性，在不发生爆炸性技术进步的情形下，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有提高上限。如何衡量不同能源对碳排放的影响?一个有用的概念是边际减排成本(marginal abatement cost)，即在给定减排量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单位减排量所需的成本。根据麦肯锡和Gillingham and Stock (2018)等研究估计，多数新能源和措施甚至会出现负成本。但这一结论目前还具有较大争议。

　　边际减排成本在本质上是一个绝对概念，没有考虑到建设成本以及其他的机会成本。Gillingham and Stock (2018)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出发，对现有新能源在碳排放方面的边际贡献做了一个估计。从现有技术进步路径来看，假如推动能源替代以实现碳减排，海岸风电、天然气联合循环、太阳能光伏等新能源具备较大潜力。

　　Q12：促进“碳中和”的市场方法有哪些?

　　A12：“碳中和”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存量不变，每年基本无增量。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从排出和吸收两个角度理解，即碳排放要“开流节源”——增加碳汇、减少碳排放。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种思路。

　　一是技术进步。低碳排放行业的技术升级，可以加速能源替代，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高碳排放行业的技术升级，可以降低碳排放的绿色溢价，为保持相同生产规模条件下降低碳排放扩大政策空间。碳汇方面，大规模储能、碳捕集的技术研发将成为生态碳汇的辅助手段。

　　二是施加碳税。碳税增加了低碳排放效率产品的成本，是负向激励手段。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消耗所产生的的碳排放量的比例征税，通过税收手段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

　　三是碳交易。碳交易是对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有效促进跨企业和跨行业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是利用市场化手段在碳排放机构之间按照能源使用效率进行的“转移支付”。

　　另外，还有一些道德风尚和社会约束的做法正在欧美开始流行，比如减少散养牛羊肉的食用，多食人造肉和谷物等低碳食物。

　　Q13：促进“碳中和”的政策干预方法有哪些?

　　A13：政策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节能减排。具体以压减高耗能行业产量、调整生产结构为突破口。例如，钢铁产量压降成为“碳中和”内涵抓手行业之一。在2020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肖亚庆部长和2021年工信部文章都明确指出“要确保2021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二是增加生态碳汇。就是要不断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增强绿地、湖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吸碳固碳能力。该类公共品很难获取商业利益，因此主要通过政府和公共组织主导。对此，部分省份也已提出了植树造林、生态修复等目标。另外，海外也提出了素食主义对促进生态碳汇的迎新。

　　三是约定惩罚机制。2021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关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在此决议下，假如欧盟的贸易对手方违反了欧盟碳排放规定，欧盟有权对相关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

　　Q14：如何理解“碳中和”措施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A14：当前市场对于“碳中和”对传统制造业的影响存在分歧。中长期相对利空、短期类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影响渠道都有一定道理。“短多长空”的逻辑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下面我们从三个渠道对“碳中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加以梳理。

　　(1)资产重估。低碳经济已经逐渐嵌入主流机构的投资理念，作为市场基石投资者，全球保险资金和养老金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可能会给予在碳排放和碳汇更多的风险溢价，或者说该类资产的无风险利率将区别于其他类资产。这种投资范式的转换将受到社会、政府等超投资范畴的影响，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

　　(2)能源类产品的通胀压力。无论是节能减排、碳税还是碳交易，其出发点都是将碳排放对环境的外部性纳入考量，间接提高了能源价格和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由于新能源的供给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能源，因此高耗能产业产品相对于“碳中和”措施的价格弹性在短期内较高，成本容易转嫁给下游行业和最终消费者，带来整体通胀的压力。通胀压力进而会通过无风险利率对整体资产价格形成压制。

　　(3)再分配效应。不同的市场措施和政策干预对行业和全市场的再分配效应有所差异。从生产端看，短期内由于大型企业的边际成本较低，节能减排和碳交易将继续提升规模经济的边际收益，提升行业集中度，利好行业龙头;中长期内，由于能源替代效应，一旦边际减排成本达到阈值，或将会出现快速的能源替代浪潮。从消费端看，“碳中和”相关政策将改变各类消费品的相对价格，根据研究，“碳中和”对必需消费品更具有转嫁压力，影响具备“累退税”效果。

　　另外，我们认为碳税、碳交易的落地细节和实施范围，也将对行业和公司产生显著差异。例如，虽然碳税是针对碳排放量的等价税，但是每个行业将根据测算预设定一个排放上限，这将对不同能源、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相对的利好或利空影响;碳交易范围跨行业、跨国家，也将对不同属性的企业形成交叉补贴，叠加产业扶持政策，复杂的“碳中和”市场容易形成套利环境。

　　Q15：“碳中和”在地理维度的结构性影响?

　　A15：根据研究，人类的生产效率与温度有非线性关系，在13度左右效率最高。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生产率最高点附近或者左侧。当全球气温升高后，会对热带地区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Q16：“碳中和”在行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

　　A16：根据贝莱德和中金的测算，未来5-10年在“碳中和”效应下，对公用事业和能源行业都具备较大的回报或产出影响。贝莱德认为“碳中和”对美股回报的影响在年化2%左右，中金认为“碳中和”政策将对国内产出产生1%左右的影响。对于行业的利好方面，主要体现在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存在“能源替代”逻辑的行业。

　　Q17：“碳中和”对当前金融市场的综合影响?

　　A17：从战略资产配置角度，“碳中和”的逻辑框架较为清晰：由于市场目标从盈利最大化改变为综合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必定要在中期牺牲一部分的以GDP计价的回报，以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市场主流预期也纷纷在碳中和框架下调低了全球权益的长期回报预期(1-2个百分点)，在额外通胀影响下，调高信用债回报0.3-0.5个百分点。结构方面，主要利好碳排放高效的行业与企业，对传统行业形成抑制作用。

　　从战术资产配置角度，本轮“碳中和”与后疫情时代相结合的复杂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短期事态共振。第一，全球央行放水条件下，市场对通胀预期升温，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从DDM模型分子端利好传统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第二，中美两国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由拜登政府替代后，对金融市场边际最大利好行业为新能源等与气候相关的合作领域。2020H2以来，这种合作预期的利好已被充分计入资产价格，未来或将由估值转为盈利驱动。第三，国内“碳达峰”的第一步将主要使用减排手段，淘汰落后产能。这种传统周期行业的集中度提升，将利好盈利确定的优质企业。综上，我们认为这种全球“碳中和”长变量与全球流动性泛滥短变量结合，可能将进一步加大周期内波动幅度，加快周期转变速度。

　　另外，我们认为未来的经济基本面研究范式将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碳中和”分析可能将被纳入已有的传统分析框架。

　　例如，根据清华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学者联合成立的全球实时碳数据项目研究，可以将全球和中国的中高频经济数据按照行业/国家，并使用碳排放计算方法，形成较为综合的监测指标。这种方法本质上是经济综合指数在碳排放维度的降维和映射。我们认为，当“碳中和”成为我国“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那么包括金融和相关产业政策部门将大概率开始研究监测框架，以确保按照年度、季度完成碳排放计划。

　　利用高频数据的估算，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活动在碳排放维度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按照行业对碳减排的完成进度进行度量。按照之前的假设，我国每年的碳排放强度需下降1.54个百分点，在考虑到既定GDP增速后，可以通过基本面研究对碳排放进度进行估计，各行业的完成情况将对节能减排政策进度和企业经营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Q18：全球资产配置机构在“碳中和”方面的进展?

　　A18：出于对长期资金要求、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考虑，全球资产配置机构纷纷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框架，并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开展ESG投资实践，助力实现碳中和。以挪威主权基金(GPFG)、加拿大养老基金(CPPIB)、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等机构为例，我们发现配置资金均在“碳中和”方面做出了较为充分和实质的布局。GPFG高度重视负责任投资，设置烟草、污染排放、人权等方面禁投名单;CPPIB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并将其上升为公司战略;GIC将可持续发展因子融入投资框架，更加重视公司治理。

　　综合看，能源是低碳转型的关键环节，国际大型资产配置机构在权益资产中均配置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符合大的可持续投资宗旨。大部分机构采用合意脱碳目标，构建一套内部考核指标和方法论，计算并监测投资组合的碳排放量，披露碳足迹，降低投资组合整体碳排放。小部分机构，如GPFG在脱碳考核指标以及方法论方面尚无具体实践。

　　各大机构均直接督促被投资企业执行可持续政策，将气候相关风险与可持续发展责任内化，直接参与包括对话沟通、行使股东权利等。